徐世尧/文
棕蓑衣用深褐色的棕榈片制成，分上下两节，高度超过一米，制作工艺非常考究，与一顶箬帽配套穿戴，就成了柳宗元诗中“独钓寒江雪”的渔翁模样。这件伴了父亲数十年的棕蓑衣，常常在我想起父亲之时也同时浮现。
父亲曾经告诉过我，他的棕蓑衣民国年间就有了，只是我当时年幼，沒有问清是民国哪一年。我真有些后悔，许多有关家族和祖先的事，父亲在世时没有细问，现在已无法考查了。
太湖流域自古多洪涝灾荒，近年发现的清乾隆《重修石塘碑记》，就有“乌程涛邑也。每当北风怒吼，浊浪排空，啮堤南下，桑麻沃野尽皆席卷”的记述。上个世纪中期的那场特大洪水，我们村子的外围圩埂几天内被洪水冲得支离破碎，大片农田被淹，成为一片汪洋，鱼虾蹿上岸来，游进了民舍。村子里组织抗洪，父亲就是穿着那件棕蓑衣，或日夜修筑圩埂，或坐在水车上脚踏车水。棕蓑衣驮在他的背上，一直驮到黄梅尽头，驮到大水缓缓退去。我猜想那个时候，父亲与乡亲们不会知道唐人张志和的渔歌子，更不会去体味“青蓑衣，绿箬笠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诗情画意。
那时农业合作化运动刚刚开始，处于互助组初级生产合作社的萌芽阶段，车水是按农户的田亩多少分派劳力的。许多人家都是父子兄弟齐上阵，轮流参加车水。我家田亩不算少，而劳动力就父亲一人，也只能由父亲一人承担车水的重任。
水车集中装置在叫“大家缺”的地方，有一条窄窄宽宽的水渠贯绕六百亩的大圩田。二三十部水车，向外河港一字排开，水从各户的农田沿着那条渠沟慢慢流入“大家缺”。凡参加车水者两个人合踏一部水车，车里的水通过“辐板”往上流出，水就排入了外河港。
众多水车中，有一部是领头的。水车上有绳子穿着一串竹制的码牌，上面系有一个颜色明显的标记，每踏完一圈，码牌就移过一只。领头人嘴里拉长声腔，唱着数字歌。所有的水车，用一根长长的草绳连结着尾部，要求车水的人们用力均衡，步调一致。踏完一百圈可以停顿休息一下，稍微歇下力，也可以让人换班或吃些点心。
我记得自己好几次去给父亲送点心，竹篮子里放着一把陶瓷茶壸，还有几个米粉做的圆子，有时祖母还摊了葱油面饼或做了粢米饭。那时我才五六岁，头戴一顶大箬笠，拎着竹篮子，小心翼翼地走在湿漉泥泞的小路上，生怕一跤跌到水波汹涌小河里。到了水车埠头，就站在村民临时搭建的简陋芦苇棚里，芦苇棚稀稀疏疏的可以看见天空，下雨时雨水滴滴答答往下淋落。等到领车人的吟唱声一停，父亲就从水车上下来了。他脱下棕蓑衣拍打几下，甩落上面沾着的雨水，然后晾挂在简易棚上。父亲一只手拎起大茶壸，脖子仰上“咕噜咕噜”大口喝茶，一只手拿着点心吃了起来。芦苇棚里还放着几条简陋的竹凳，吃完点心，父亲就从腰间系着的布袋里，抽出竹制的烟管和烟袋，坐在竹凳上抽起了潮烟。也许，此时才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轻松怡心的一刻。
后来父亲到城里工作，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最末一年精简回乡了。干农活是父亲的老本行，可以说件件熟悉。没过几天，父亲从木梁上取下棕蓑衣。打开一看，发现有些棕片虫蛀了，一拎就散落到地上。他非常心疼，连连责备自已沒有保管好。父亲请来修复棕蓑衣的工匠，把好多旧棕片换下，这一修，俨然变成了一件新的棕蓑衣。而这一修，竟化了5元钱，那时，5元钱可是笔大数目呵。父亲很有些舍不得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算了算了，修好后又可穿好多年了。”
农耕社会终究要向现代化跨越。20世纪60年代之后，农村建造了机埠，脚踏水车及石臼、木砻、石磨等工具完成了历史使命。乡村开始流行用塑料薄膜做雨衣，既轻便又好看，但父亲依然穿着他的棕蓑衣。他说：“塑料这东西，穿在身上密不透风，很难受的，穿着肯定没有我的棕蓑衣舒服。”果不其然，有时雨水下得很大，半天农活干下来，穿塑料雨衣的人浑身湿透了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，而父亲穿着他的棕蓑衣干活，内衣却非常干燥。父亲对自已的棕蓑衣可谓是钟情至极，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的是，他不怕人们笑话，不仅雨天穿着，盛夏季节耥田摸草时，大晴天他也穿着，说穿着棕蓑衣干活凉爽。
到了年，父亲已逾古稀之岁，生产队的农田也为种粮大户所承包，农活基本都是机械化操作了。他的那件棕蓑衣，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。
编辑李郁葱